菩提达摩一系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禅学宗派之一，其活动范围也是最大的，遍及大江南北，四方三国。由于达摩后来主要活动于北方，是故达摩禅宗被认为是北方禅系，对其在南方活动的情况重视不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达摩大师本人不仅在南越（今广州）登岸，还在南方传法十九年。由于《宝林传》和《景德传灯录》没弄清达摩来华的确实时间，误认为梁普通八年（527）丁未岁就是达摩始至之时，使得后世产生了达摩只是匆匆过境、在南方并未停留多久的错觉，而且由此造成了达摩在华只有九年的假象。
总之，达摩绝不可能于梁普通八年（527）始至，僧传“初达宋境南越”是正确的。据此达摩初到南方便停留了十九年之久，虽然由于史料缺乏，对这期间达摩具体的传法活动记载很少，但他并非匆匆过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达摩与求那跋陀罗（394—468）的关系值得重视。求那跋陀罗由“遇见阿毗昙杂心”而“深崇佛法”，故达摩早期的著作《杂心论》为其学佛之诱因，他在印度是否曾从学于达摩不得而知，但在晚年在中国得遇大师肯定让他倍感惊喜。两人不仅是相遇，可能还有较多的交往。达摩后来虽在北方传授禅法，却明确宣布支持南朝求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楞伽经》，对于当时在魏国势力很大的菩提流支的十卷译本不予采纳，这肯定不是一个随便的选择。四卷《楞伽经》的翻译是很严肃认真的，“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谘析，妙得本旨。”[1]是故此经是求那跋陀罗与宝云、慧观三人合作翻译的，其中精通梵文的宝云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相互商议，往复讨论，故文理克谐，妙得经旨。慧观、宝云都是佛陀跋陀罗的弟子，因而都属于达摩系统。净觉在《楞伽师资记》中记载求那跋陀罗的大段法语，肯定不是毫无根据的编造，很可能采用了当时流传的禅宗史书《扬楞伽邺都故事》。求那跋陀罗虽然不可能是达摩的老师，但也是早期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