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主题，看一看人性论与“本”、“末”思想的关系。
前面讲到，在“本”、“末”思想上，儒家和法家形成了两极，儒家对工商“末”业相对宽容，而法家则较为严厉，我们看到，在人性的问题上，儒法两家再次成为两种主要倾向的代表，那么，二者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看来是有的。儒家倾向于性善（虽然荀子主张性恶，但并不否认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而向善的可能），故而倡导自律，对人寄予了厚望；法家则力主性恶，因而主张绝对地他律，对人则充满了绝望。这样两种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态度反映在经济思想和政策上，就是儒家倾向于放任，[197]法家则倾向于管制，两家对于工商“末”业的不同态度正是这两种倾向的写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人性中既有向善的一面，又有从恶的一面，故而在对待农工商业的问题上也就介于宽容与严厉、放任与管制之间。正如罗素所言，历史上的哲学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198]而在这两种观念的背后无不蕴涵着其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和认识。
（四）余论
《庄子·天下篇》云: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99]
在对待“本”与“末”、“义”与“利”以及人性的问题上，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一种“道术”隐、“方术”兴的局面。这些相对立的观念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张力（tension）之中，既相互排斥，又互为依存，并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动之中。一方面正由于它们都偏于一曲，自是其是，故而不能见全貌，识大体；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们都有所见，故而都有存在的理由。用荀子的话来说，即“因为有所见，才会有所蔽”，这一深刻的悖论正是黑格尔所极其推崇的斯宾诺莎的那句名言——“一切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的含义之所在。[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