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天志，很容易走向灾异说，古今中外大抵如此。《春秋》记录灾异，三传中往往是《公羊传》反映最为灵敏，董仲舒则做了更为系统的理论化工作（见《汉书·五行志》、《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等）。他认为，仁爱乃上天所确立的古今不易之道，《春秋》“变古易常，而灾立至”（《顺命》）。这又从反面说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要害就在仁义及其背后的天命或道上头。所谓天命或道，就是仁爱这个人类共同的本质。“天不变，道亦不变”，不论何时，只要还是这个天下，仁爱的本质就不能改变。
总之，在董仲舒看来，作为事实的历史有变有常：礼仪节文是可变的，仁爱的天道则是不可随意改变的。这与孔子三代损益的历史观念是一致的。作为记录的历史同样有变有常，但意义却看似相反：常指常义（或“经礼”），即常规的礼法，在通常情况下是应该遵守的；变指变故（或“应变”），即变通的做法，就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有违常义但却合乎人性和天道的做法。前者表现了客观历史的变与常的统一，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本样式。后者虽以历史评价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却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历史正是在对常义的突破中不断前进的。由此，人们似乎可以在变故中看出更根本的常道来，那就是仁爱的天道。这种主客统一意义上的历史观念又从更深层次上回复到变与常相统一的基本样式。这就是董仲舒对历史进步作出的更加意味深长的解说。
（五）结语：董仲舒《春秋》学的通史精神
由以上四节可知，董仲舒的《春秋》学的确有与通史相关的理论思考，我们力图按照传统学术的路数走进去，作了一番解读，不过，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上，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定性，看来还需借助更加精确的尺度。业师刘家和先生对中国古代通史传统的研究，就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