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或作千年代）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在西方出现了克里特文明，在中国则出现了夏王朝。约在公元前17世纪，在西方迈锡尼文明兴起，并最终取代了克里特文明，在中国则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约在公元前11世纪，西方的迈锡尼文明灭亡，落后的多利亚部落把上古希腊史带进到了“荷马时代”，在荷马史诗中既往的历史已成断烟残梦，文明无可奈何地中断了。而约在同时，中国的周王朝取代殷商王朝，周原来也是落后于殷商的“小邦”，可是却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形成所谓的“赫赫宗周”。孔子曾怀着高度赞赏的心情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是说，周并非是简单地抹杀夏商文明，而是以它们为鉴，有所损益扬弃，因此文明不仅没有断裂，而且愈发飞跃发展。
在上述中西文明的曙光初现时期里，双方都存在着小邦林立的状态，这是从部落或部落联盟演化而来的自然结果。在这些小邦之上还出现了更高一层的虚实程度不同的政治结构：在西方，如克诺索思之于克里特文明时期，迈锡尼之于迈锡尼文明时期，皆曾一时成为霸主。在中国，夏时号称有“万国”（或“万邦”），不过夏王朝的君主既是本邦（王畿之内）的君主，又是夏王朝的“天子”，据称他受天命而君临天下万邦，而其他所有小邦君主都称为诸侯，名义上为天子之臣。尽管这种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在事实上是由相互之间实力消长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可是它在观念上明确了统一国家的预设。商推翻夏并取而代之，天子换了，统一的天下未变，周推翻商并取而代之，天子又换了，而统一的天下仍然未变，或者说王朝变了，而统一不变。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明历史从其开端处就具有了常与变的统一趋向。其实，不仅统一未变，而且随着处在进入文明的诸邦之间或其边缘的落后族群的文明化，三代文明所统一的地域不断有所发展中。在这样一个作为统一体的王朝的前后递嬗中，夏商周三代之间必然形成为前后继承的关系；每一个后代都必须承认前代在历史上的天子的地位，否则它自身就将失去其历史的合法性。这样也就确认了历史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