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有共同的始祖，民族的融合还仰赖于共同的生活地域。而这个共同的地域，在古人的观念中，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指出，随着种族的融合，古人的观念中的古代疆域也随之发展。夏、商、周势力所及，按照孟子所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82]，夏、商、周三族生活的疆域并不广大。但自秦始皇成就了统一功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人再追溯古代的疆域时，就不再是地方仅千里了。如《五帝德》说“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将五帝时代的地域夸大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疆域。《尧典》和《禹贡》划分出九州，《尔雅·释地》也说“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古代疆域似乎由禹而定立。
由此，顾颉刚曾经指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除了外族进来混合在中国人的集团里之外，中国人总不愿把这个旧型式有所改变。所以虽不会很缩小，也不会很扩张了”[83]。黄帝与大禹，本是春秋战国时人托古的结果。但对于华夏民族的融合，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以汉民族为主导的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精神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族的共同始祖黄帝，在地域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的共同区域九州的概念，的确起到了强化民族融合与疆域稳固的作用。黄帝与大禹从此成为人们观念中坚不可移的两个概念，成为华夏民族团结一致的向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