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作为神经质父母的唯一孩子，在十分紧张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他的父亲喜怒无常、满怀忧虑、脾气很坏，母亲严重的抑郁症经常发作。
弗洛姆家的一个朋友——一位可爱而有才能的年轻女子自杀了，没有人能理解其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理由，这个非理性行为使12岁的弗洛姆震惊。
弗洛姆14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惊愕地目睹了非理性席卷了他的祖国德国，日耳曼人在反动思潮煽动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热放纵状态，非常敬佩的教师成了嗜杀狂，许多亲朋好友死在战壕里，他感叹：“为什么正派和通情达理的人们突然全都变成了疯子。”由于这种令人恐惧和疑惑的经验，弗洛姆产生了理解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本质和根源的愿望。追寻着这个思想，在海德堡大学他研究了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思、韦伯、斯宾塞的著作。他曾接受过正统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训练，他一度认为，在这里找到了人的非理性的答案，但这并没长久地影响他。后来他认为人格是在人的童年由影响个体的社会力量以及已经影响了人类种族发展的历史力量所决定的。弗洛姆写道：“依据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必然性，我们就成为我们不得不是的那个样子的人。”鉴于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是如此重要，弗洛姆认为，为了理解这个社会的个别成员的结构，十分有必要分析这个社会过去的、现在的结构。他认为不管人格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都由文化所决定。
一、关于人格是文化的产物
弗洛姆把人格看成文化的产物。他认为心理保健应该根据社会对所有个体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怎样而定，而不应根据个体对社会适应得怎样而定。因而，心理的健康不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事情，关键是社会满足人的需要充分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