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脱离了其原生语境，却以独特的审美精神价值植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当中，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文学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我们并没有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古代文论”这个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在本章前面两个部分谈论的“古代文论”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古代文学理论”。我前面所谈到的“古代文论”，无论在其原生话语中，还是在现代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作为传统精神价值的载体的发展演进中，都不以一种专门的形式存在：它并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不从属于一个专门的领域；它没有现代意义上任何文体的界限，也没有学科的界限，但它却深刻影响着每一种文体、每一个专门学科的深层的价值取向。如果说“艺术是诗，是**，是没有达诂的暧昧，但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追问，对历史本身所内含的悲剧性的探寻”[62]，那么文论则是尝试给这样的追问一个回答，一个关联着社会、历史和理性的回答。虽然有时也难免有时代的局限，但一定是对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观察。而“古代文学理论”虽然也与文学的研究相关，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古代文学理论”可以说完全是现代化的产物。其所关注的对象——“文学”，乃是现代学科划分中多种学科中的一种，专指美文的写作，远远窄于“古代文论”中的“文”，不能广泛地包括“文饰符号”“文艺书写”“文章学问”“文化气质”“文明传承”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关于文学的“理论”则更是受到学科和文体的限制。它从属于文学的学科，而不像“古代文论”是对文学精神的更高层次的体验和更完整的精神家园；它也必须使用理论的语言，必须遵守以科学、严格和客观为限定语的规则，更像一场智力的游戏。“古代文学理论”像是一个复杂收纳盒中众多小隔间中的一个，而整个拥有复杂小隔间的收纳盒也不过是文学的领域而已。与之相比，“古代文论”则更像是多维的复杂时空中自由的空气。在现代化以来的整个世纪的复杂演变中，如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则经历了从“古代文论”向“古代文学理论”的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所带来的效果，与其说是古代文论的复兴，不如说是古代文学理论的话语旁落。让我们接着前面宗白华的故事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