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复兴的理想与时代的召唤
早在190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在其风靡神州、压倒性地席卷和重塑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时候，王国维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1]不愧为一代学术文化之大师，王国维的批评精准地指出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甚至对之后一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学术发展所造成的根源性的影响。
正如王国维敏锐地发现并放在括号中的，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是经过了主观曲解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英国学者赫胥黎所著。书如其名，该书一方面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另一方面，则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需要遵守人类社会特有的伦理规则。而严复的翻译则刻意绕过了伦理学的部分，主要介绍的其实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这一曲解在今天的学界已成为共识。《天演论》的风靡与严复主观的曲解突出地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社会的竞争意识是何等的认同，认为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一样，都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这一方面因其异质的视角深度满足了人们对西方国家国富兵强的原因的探求，另一方面为当时中国人民的强国之梦提供了易于理解并且操作性强的实践路径。由此，这一深度契合当时人们迫切的社会需求的思想观念便在瞬间流行起来，并且深度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的现代化建设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