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诗学
根据李春青《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一书的梳理，80年代的方法论探索由于打破了六七十年代的学术禁忌而有了广阔的探索空间，甚至有了“方法论年”这样的提法。这也客观地体现了当时学者们对于重新探索古代文论的文化内涵的迫切愿望。具体来说，百家争鸣的方法讨论可以归结为这样几大路数：第一是比较诗学。这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钱锺书的《旧文四篇》及《管锥编》（前四卷），杨绛的《春泥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以及童庆炳主持编选的《中西比较文论》。的确，钱锺书因其深厚的国学功底、独特的海外生活学习背景和对文学的敏锐感知，可以说一扫古代文论在学科建设的历程中所表现出的刻板与狭窄面貌，开创了全新的比较诗学研究的路径，给人更宏大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和不计其数的灵光乍现。这便是为什么李春青著作引郑朝宗的观点评论钱锺书，认为他的方法不是简单的比附，而好比蜜蜂采花酿蜜，“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作为一种新的文艺批评，《管锥编》最大特色是突破了各种学术界限，打通了全部文艺领域。”而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从研究指向上寻找到了有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这种‘打通’式比较的方法开创了比较诗学的新思路，是古代文论研究在比较文学方法探索上的新突破”。然而，如果因为《管锥编》的出现，而欢欣鼓舞于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新突破，则有些过于乐观。如果将《管锥编》与之后出现的比较研究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实质的路径并不相同。大多数中西比较的研究实质走的还是将作为知识形态的古代文论放入西方框架的老路子。好比今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路子，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全部是中国的，可叙述模式却是好莱坞式的，没有办法传递出真正的中国价值。而钱锺书之于古代文论研究的贡献，就好比他书中对于具体的文论观念在比较的视野下对人们的理解做出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片断式的智慧的火花，而对于整体的阐释，则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赖于后人的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