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是谁？在本章对“他者”进行整体的梳理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章以“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为题，这便意味着，本章首要关注的对象并不是西方学科意义上作为区域研究之分支的东方研究或中国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所谓东方研究或中国研究的涵盖范围太广，它以地域为边界，包括古代与当代，人文与社科等所有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如果要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整体梳理，那将是一大套丛书的规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作为专门学科的区域研究本不属于西方学科体系，只是后来，主要因为美国在冷战之后出于对全球政治环境加强把握的需要、出于政治投资的考虑才被设立起来，并且在各个国家开始普及。[2]强烈的地缘政治初衷使得在其涵盖之下的中国研究也不得不与“东方主义”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样的研究，首先，因为其基本模式是中国的知识形态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整合，对研究对象的价值有着极强的扭曲，本质上或许根本不属于中国研究的范畴。这样的研究与我们的问题意识有着根本的不同，既无益于我们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独特认识，也无益于我们通过研究裨益于当代社会现实，所以与本书对当代研究所进行的反思无关。其次，真正意义上严肃的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与区域研究主流的东方主义倾向有太高的一致性。事实上，早在萨义德于1978年提出“东方主义”之时，对于中国研究，他也只是对早期的情况有简单地提及，而多数的海外汉学家们也没有认为“东方主义”的提出与他们有太多关系，领域内并没有出现太多对此问题的直接讨论。直到80年代末，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对萨义德的话语权力问题以及后殖民理论的相关问题有进行讨论的必要。而当今，它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西方中国学界有共识的反例。当代的研究早已经与其分道扬镳，更何况，本书意在借鉴以兹反思，并无意对他者的研究历程进行批判。最后，这样的研究方式因为明显的现实政治意图以及早期研究程度的粗浅而更多地影响了对中国语言、现当代文学、文化以及翻译的研究，对于古代文论这一较为复杂和在西方的认识框架中未被前置的领域却少有涉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