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笔者不认同将海外研究与新的方法画上等号一样，希望从书中读出海外研究的高明之处的人也会失望，因为本书的基本观点在于海外研究与国内研究的不同之处来源于根本动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意识的不同。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提出不同的问题，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答案，而这不同的答案正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看清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意义，因而促使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双重反思。两相对照，并无高下之别。国内学者的研究，因为面对现代化以来传统文化在西方思维的重置下与价值和意识形态脱节而逐渐边缘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在缺少秩序的社会现实中寻求精神救赎的精神状况，故一直以来，因为文化的危机感和直接的现实目的寻求对古代文论的现代化重建，基本上都在问着对文本“怎样阐释”的问题。海外学者作为传统的局外人，并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与迫切的现实关怀，也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审美乌托邦的精神归属感，更不需要在群体的焦虑中进行言说。他们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传统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研究更多出于纯粹个人化的兴趣，所以面对文本，他们无一例外地首先问着“是什么”的问题。海外华人学者也持有相同的问题意识，脱离了原本与其息息相关的现代化中国的生活语境，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关注也只能是深度的怀念和兴趣使然，再加上与异域文化的全面碰撞，他们比任何西方人都更迫切地希望了解决定自己在新环境中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定位的根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的问题。
由于在英国的博士研究经历，笔者有幸与许多传统文学的海外研究者进行私下的交流。对于“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这个问题，答案无非两类。第一是因为自己的成长背景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兴趣。这样的联系与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密切相关：当代的许多海外中国文化研究者，或者是早期传教士的学生，或者是他们的直接后裔。而相对于后起的当代中国研究，因为早期传教士对传统中国的更多关注和译介，这样的渊源也决定了他们的兴趣点更多地落到了传统中国，尤其是具有审美性的传统中国文学领域。第二是因为纯粹的个人兴趣。很多人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戏曲或者翻译成英文的古代诗歌，由此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浓郁的深入探究的兴趣，情之所起，一往而深。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强烈的兴趣都是他们从事研究的直接动机。当然，笔者的研究一开始也是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与情感认同，只是随着集体的学科建设和群体学术交流方式的引导，以及自我对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不断强化，这种直接的现实关注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学术的内在动力。而海外学者既不需要从中国传统中找寻自己与现代社会的联系，也不生活在这样的现实当中。正如金安平通过“合肥四姐妹”的故事对中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进行个人角度的阐释，书中提到有名的德裔美籍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家傅汉思初到中国学习的故事，“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而在那之前，傅汉思辗转于德国、英国与美国，学习的是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无论在成长还是学习背景上都与中国毫无关系。[6]宇文所安与中国传统诗学的邂逅也是如此，“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英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耳”[7]。他也在自己的专著中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赞赏，以及对其进行深入探索的**。例如，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一书的“后记”中，宇文所安写道：“长江流向下游，经过白沙驿，流入大海上至星河，在那你看到同样在黑暗中闪烁的光点。在中国诗歌中的每一道景致都经历了变形并四处显现，它的质变了，先前景致的形式仍一半隐藏于新形式之内。其中某些东西正如《庄子》中的鹏和鲲的变形……所以，为把我们带出峡谷，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次变形；而且我们的诗人可以从一个冥海航行至另一个，沿着河流上游至天，那儿他将成为夜空中的一颗流星。关于这也有一个传说，有个人每隔一年看到一排竹筏漂流在河上，直到最后一年他乘上了这排竹筏，并发现他被带入了银河：对束缚于地上的人类来说他像一颗‘客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