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自发的兴趣动机，以及由此而来的正如Carlos Rojas与Andrea Bachner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探索中国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比较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方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的深入追求，整体的海外中国人文研究表现出这样几个基本的特征。而这样的基本属性，体现在任何具体方法的研究当中。
首先，当今海外的研究并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而是表现出复杂性。因为研究的动机以兴趣为主，研究者们更为关注的也仅仅是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而较少关注科学的归属以及学术的传统。尤其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批判与否定被认为更有益于创新，所以即使是师承关系也更多以批判与否定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而所谓流派也更多是后人下意识的总结。这在海外的中国研究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没有像在对于本国文化那种一以贯之的存在关怀，师徒之间、同事之间也以多样性为基本的学术追求。
这种海外研究的整体复杂性一直以来为海外学者编写统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正如梅维恒在21世纪才得以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引言”中说道：“大约一百年前，世界上有史以来的首部中国文学史才姗姗面世。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类似于文选，将中国文学经典迻译过来，而缺少解读或评论。在这些中国文学史中，也绝少见到为中国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主题建立一个诠释体系的尝试，而分析文学与社会、政治制度，甚至中国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者都付之阙如。半个世纪之后，为中国文学史撰写导论这项工作开始成为可能，出现了数十种以汉语、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导论。不过，这些中国文学史中的大部分还是基本上以翻译和节录为主，解读只占很小的位置。”[13]而现在随着研究的增多，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国文学之复杂性日益为人所了解，撰写一部言之凿凿的中国文学史也便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