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导论”部分提出不应该把喧嚣的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运动作为梳理古代文论研究的起点，因为这些具有明显标志性和事件性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声名大噪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舆论宣传或者有意的传播策略密切相关，而未必反映了真实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未必真实地反映了思想演变、传承及与外来因素互相碰撞、融合的内在逻辑。对于社会思想状况进行这样简单的描述或者可以满足大众对大致的社会史进行简单快速了解的愿望，但对于学术理路的探讨却有着一叶障目的危害。尤其当历史的发展需要我们回到那个绕不开的时代寻找思想的根源，或者可能的线索时，我们面临的将是更繁重的剥开历史的“层累”，重新梳理以寻求答案的工作。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社会文化运动与思想论争的喧嚣对内在价值与学术理路的传承并不是毫无作用的。一个时期社会文化运动的产生不一定直接源于思想的发展，而成功的文化运动无疑会引发思想的论争，对之后的思想领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探讨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转变，我们绕不开对整个思想界的关注，也绕不开对20世纪初期发生的重要思想论争的关注。因为正是那时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与现代知识分子们探索生命的意义、人之于社会的存在的内在理路相结合，才形成了我们当前面对的需要进行现代转换的古代文论的根本面貌。二十多年来，随着国学的兴起而跃跃欲试的古代文论研究，其各种特征的“基因”都能够在这渐渐远逝的近一个世纪中找到。伴随着对这貌似老调重弹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想风尚的重新梳理，我们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半个世纪，与其说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在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西化之下日趋走向边缘；与其说现代化以来的中国文论话语丧失了其在古代的辉煌地位，不如说这个时期的古代文论相比于整个清代，因为或东或西的新鲜血液的注入或者刺激，反而在真正意义上复活了。这一辉煌的再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再次走向了现代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