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为大海峡之战做出了所谓“杰出贡献”之后，我就成了国王眼中的大红人。在他看来，似乎我的一举一动都绝不可能出错。随着哥本堡和北地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平息（我是说，如果两国之间确实有矛盾的话），他也开始催促我回归那个制造发条列车的项目。
我依旧不理解为何国王如此痴迷于这个疯狂的构想。再一次，我有种隐隐的直觉，关于这个项目，国王肯定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但我别无选择。我的薪水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又翻了两倍，国王甚至赐予我一枚奖章，表彰我“交战时无畏的英雄精神”。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曾因“英勇无畏”而获得奖章的人，感受都和我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冒牌货。我接受《哥本堡日报》采访的时候，曾试图说出真相：“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只不过是做了必做之事罢了。”那是我心中真实的想法，然而日报却将我赞扬为“谦虚知礼”。
那年春天，我的人生也有了诸多变化。首先，我搬离了父母家，在同一街区买了一座不大不小的房子。正如父母一样，我聘请了一对中年人—戈特弗里德森夫妇来替我做饭打扫。然而，不同的是，我坚持自己应门。对于我这个社会阶层的人而言，这个举动无疑是非常离经叛道的，也引来了邻居们的侧目和窃窃私语。不仅如此，我还坚持用哥本语和戈特弗里德森夫妇对话。尽管母亲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让我和兄弟们说着盎格里语长大，但哥本语毕竟是我的母语。我从来没有彻底接纳盎格里语；况且，我跟我的员工们既然有着共同的母语，又何必要故作姿态地使用什么高级语言呢？自然，这个决定也引来了不少非议。每当同事来我家做客，都会露出怀疑审视之色。这也令戈特弗里德森夫妇有些不自在，仿佛和我说哥本语是一件非常越矩的事情。最终，我们达成了共识：每当有访客，我就换成盎格里语和他们对话。这样总算让大家都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