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1]
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来发放现在的俸禄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
朱元璋的严苛和海瑞的不苟正是来源于一个文化母体。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义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到触目惊心。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但起码不会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着一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一种考验、一种磨炼，当作“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
不做清官都难如此，县令中的“清官”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即海瑞任淳安县令的第三年，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台长官，是最高反腐机构的领导人，所到之处，接待的规格很高。况且鄢氏平时即好排场，讲究享受，因此，各地官员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功夫。连吃喝带“土特产”，一个县没有千把银子下不来。鄢氏所到之处，“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2]，“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