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知县，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县丞主簿是“夏绢银八十两。夏样绢四匹。农桑样绢二匹。农桑绢银五两。秋粮长银一十两。……”[1]收入大体是县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里长供给并店钱人情纱绢书帕”[2]等项。
除了官员，县政府里还有一种角色，叫“书吏”。传统时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对应设有“六房”。大体而言，县里的六房相当于今天各地县政府下属的“局”或者“科”。“书吏”也就是县政府的普通办公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连他们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和举人们并无任何专业知识，很多公事都交给书吏和衙役去处理。这些人是县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也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每天都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没干几年就要调走，但是他们却长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靠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就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3]，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
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上。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
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塌，礼崩乐坏，物欲横流，人们在末世气息中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欲望。
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作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4]他感叹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他的心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