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出身湘军集团，同样位高权重，同样晚年参与洋务的左宗棠，居官风格与李鸿章截然不同，却与曾国藩不谋而合。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举人出身。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又入曾国藩幕。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升闽浙总督。太平天国平定后，封一等恪靖伯。后历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故于福州，赠“太傅”，谥“文襄”。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在出山入幕之初，就曾立誓“不以一钱自污”。在辅佐数任湖南巡抚的过程中，左宗棠掌握着巨大财源，“抚幕八年，筹兵筹饷，办厘减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1]。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之后，他的薪饷更为优厚，但是他坚持每年只寄二百两回家。
同治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解释原因：“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境遇以清苦澹泊为妙，不在多钱也。”[2]
军中收入所余，他都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等事业。左宗棠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家信中说：“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左宗棠独特的家庭教育理念。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初四，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4]。这也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曾左二人都从自身成长经验中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他们都主张不给家里寄过多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