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博士对萧红的文学有如下评价：
她的小说里几乎从不提自己身上的不幸，她绝不通过舔舐自己的伤口来感动他人。很多小说家常常用“真实材料”写自己，起初，也许这些材料看来是坚固的，但很快它们就会挥发和风化，变成泡沫和垃圾，不值一提。萧红不是这种作家，她绝不将自己的不快和疼痛放大并咀嚼。相反，她对他人的快乐和不幸念念不忘，并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所以，一拿起笔，她身上的一切负累都神奇地消失了。[46]
曾经有不少被称为“用身体写作”的作家，好炒作新闻。其实，这一风气在民国时期就有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历史学家张荫麟，他写了一篇《所谓“中国女作家”》，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过期酸馒头”），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47]
不是说这样完全不对，但格调确实不高。文学固然与人有关，但只用所谓真实材料的亲身经历去创作，不仅身在山中，一叶障目，往往还会沉迷其中，忘记文学真正的使命。写作一旦消除了时间，或者不能写出时间中的人，作品必然不会坚固。
萧军，本姓刘，十五岁时受父母之命娶了妻，但在1932年2月5日，他将妻子与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自己来到哈尔滨，给妻女留下一封信，自称要去参加抗日，未来行踪不定，老婆可以再嫁，但我反正不会再回来，也不会再管你们了。半年后，抛妻别子的萧军见到了萧红，据他的回忆录中说：“似乎感到世界在变，季节在变，人也在变，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人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然后，萧军跟孕妇萧红开始了新的爱情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