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禁忍不住的创作冲动里，一只缓步在白漆窗棂上剥啄来去的禽鸟开启了远道专程而来的藤井贤一所交付的任务。这是（在我的想象中）胡金铨导演那部始终没有开拍的片子的第一个镜头。
这只鸟，应该是当时北京常见的冬候鸟，灰鹤或者太平鸟。春天里飞南去了，到了初秋时节又飞了回来。也可以这么说：我把章士钊在伦敦客寓之所偶然惊见的那只禽鸟借了来，放在时间相当接近的另一天涯、另一窗外。
鸟儿短暂停留的窗棂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外侧，病房里，坐着一个神情欢快、正在写信的半老之人，离他自己所预期的“可活到八十岁”还有漫长的二十六年。他写道：
大孩子、小孩子们，贺寿的电报接到了。你们猜我在哪里接到？乃在协和医院304号房。你们猜我现在干甚么？刚刚被医生灌了一杯篦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你看公公不听话不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呢！
第一场戏也就结束在这一个简短的家常话上。我们还不知道：他就是梁启超。这是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梁启超毕竟还只剩下两年残余的生命。
“为什么是梁启超？”
藤井贤一非常不解。在他心目中，胡导演对于近代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和事件也许都不愿意放过，但是从袁世凯窃国自专出发，无论是以革命、牺牲、权谋、暗杀、战争为背景号召，或是以民主、教育、文明、和平、宽容为主题价值，说得大一些、宽一些，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的蹒跚学步时期，多少从微末以至于洪荒的深刻变动正在发生，以建构新生命、新社会、新世界、新国家……为规模的故事，为什么会落在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