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引入“额外的大量流动性注入、额外的信用货币扩张”，乃是90年代当家人对于解决当日经济困境开出的药方，然而，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改革开放”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依然是世界贸易体系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的看客。充其量，中国仅仅是“日元经济圈”中最低级的成员，承担着为日元经济圈中所有成员提供原材料（如木材）、能源（如石油煤炭）、资源（如稀土）和最初级加工的产品（如纺织品）的角色，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多少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资本论》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话说到了资本的本质上，在这个资本一统天下的世界上，资本的追求仅有一个，那便是利润，如果说还有别的要求的话，那就是更高、乃至于最高的利润。我们反复强调的“High Return，Low Risk”（高回报，低风险），也不过是这个原理的衍生而已。
换言之，要想引入大量资本进入中国，必须对国内进行改革，制造出为国际资本带来高回报(High Return)甚至是最高回报(Highest Return)的环境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本国生产要素成本降到全球最低，我们回首当日改革，便会发现，这就是90年代当家人的指导思想。
在当时的改革措施里面，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日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而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