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罪疚情绪与外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紧密相关，这些情绪来源于幻想攻击，在施虐高峰期[123]，儿童幻想攻击母亲的身体。在早期分析中，我们了解儿童害怕“坏”母亲，这个母亲不断要求儿童归还大便和从她那里被偷走的干净小孩，因此当生活中母亲（或者保姆）要儿童保持清洁的同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坏”人，这个“坏”人不仅要求儿童远离大便，而且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个人总是想要从他的身体内武力夺走这些大便。另外一个巨大的恐惧来源是内射意象，因为儿童的破坏性想象力针对的是外部客体，他总是以为身体内部有同样野蛮的破坏性攻击。
在这个阶段，把粪便比作危险、有毒、可燃烧物甚至各种攻击武器，其结果就是儿童害怕自己的排泄物变成攻击自己身体的武器。这个排泄物等于攻击工具，以及儿童的攻击幻想进一步造成儿童害怕外部和内部客体的攻击，这些焦虑的源头全部都强大无比、手段高明，我认为训练孩子“保持清洁”是造成儿童焦虑情绪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因此，儿童表示厌恶、遵守秩序和保持清洁，这些反应的形成来自于各种不同源头的焦虑情绪，这些源头都来自早期危险情境。从肛门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儿童与客体的联系已经发展，我们知道，他的怜悯反应更加显著可见。而且正如我之前所强调，他对客体的满意情绪保证点没有纳入这种严厉的罪疚情绪，也没有考虑焦虑情绪与前性器阶段发展趋势的紧密联系。这种早期“保持清洁训练”给成年人的永久印象及其影响儿童终身心里发展的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看见——它们均指向儿童早期“保持清洁”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罪疚情绪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费伦齐（Ferenzi）在《性习惯的精神分析》（1925）中委婉表示，这两者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存在某个超我生理前导，他把此前导称之为“括约肌道德”（sphincter morality）。了儿童自己的安全，保护他不受外在和内在的破坏，客体修复成原样也是他身体保持完整无损的必要条件[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