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的确，废除科举这么大的事情在倏乎之间就完成了，这似乎应该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变迁的大势所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选拔制度，真的已经离我们而远去，真的已经成为历史了。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博弈过程有许多戏剧性的场面，比如当初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因为科举制影响之大，使得每到了乡试、会试期间，大学堂宿舍中的学生就走空了一半。这种局面现在当然不能想象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制度中，科举制度确立的许多基本的原则，比如把知识的本源归附于政治权力，把体察“圣人”的意志和语录作为学习和考试的唯一标准（“代圣立言”），比如对于人类多元文化成果的排斥，比如教育体制与国家行政体制的高度合一，比如因为教育考试体制与行政体制一体同构而导致的严重腐败等等，就依然一直严重地梗塞在一百年以来的教育发展过程中。
王学泰：高考刚刚结束，各种媒体都把高考放到极重要的位置，几乎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一切都要为高考让路。考完了，媒体又开始议论谁是状元、各地的状元会受到当地政府如何优惠等等。从这些议论中，我们仔细揣摩一下群体的情绪心态以及价值取向，令人恍如在科举时代。
王毅：时过一百年，社会也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人们却很难走出科举制度的余荫呢？这的确是需要认真说明的问题。
科举在中国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功能及其形成的过程
王学泰：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能够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是士以上的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