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讲稿，时在2005年11月16日。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在学术界一直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甘于在书斋里面寂寞和冷清的生活，一心都想学术立国，无论是多么艰难，都想给这个国家留下一些自由思想的种子。今天的大讲堂，我们为大家所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几年前，他有一本书出版，名字叫做《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一面市，就受到了中国学人的广泛关注，像李慎之先生就曾经评价这本书说，“它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下面我想我们就用掌声来欢迎，今天我们大讲堂的嘉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我知道王学泰先生是一个人生经历特别丰富的人，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生故事，我不知道您的故事想从哪儿说起？
王学泰：我的经历虽然丰富，但对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不必要的。我一生有过三次倒霉的经历吧，最早的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16岁，当时下乡支持大跃进，深翻土地一丈二尺，要求第二年亩产小麦120万斤。
主持人：120万？
王学泰：120万斤，我当时不太相信，我就说，一麻袋可以装200斤，这120万斤，就可以装6000袋。一麻袋放在地下是六平方尺，而一亩地是6000平方尺，码平了可以放1000袋。我说这个6000袋就得要码六层，我说你什么麦秆能给它挺起来。我当时16岁，就说出这件事，结果就被全校批判。不让我在农村劳动，叫我回学校去大炼钢铁。后来回学校，我也没大炼钢铁，上北图每天趴着看书，后来回来又受一次批判。
主持人：您在北图看什么书呢？
王学泰：什么书都看。最简单的也看，剧本，最复杂的那会儿是心理学，还有古籍，看的书非常杂。你看我现在还有高中时代的笔记，像《孙子十三篇》，那会儿就读过，也都抄过。还有《变态心理学》，弗洛伊德的一些学说，还有美学。那会儿我对美学非常感到兴趣，因为美学正处于争论时期，所以当时的美学论争，现在我还能说出非常详细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