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炳信：我们不也搞过吗，当年叫下放。我们搞了“一五计划”以后，搞“二五计划”的时候，苏联从支援变成封锁，很多城市项目萎缩，很多人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王学泰：过去的“驱游民”也好，我们实行过的那些措施也好，都是行政上的手段，暂时解决眼前问题。过去游民多了，涌入城镇，劳动力十分便宜，为满足城市居民高消费的工商业和服务业发展起来了，城市显得十分繁荣。读一读宋人笔下的《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一本是写北宋都城汴京的，一本是写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的。那里的繁荣景象真是令人神驰心往，但那并不是社会繁荣进步的标志，而是社会动乱的标志。封建社会只要有许多城市繁荣起来了，那就意味着凋零。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率是有限的，只能大概养活占全部人口25%的城市人口。也就是说75个农民，最多能养活25个城市居民。如果城市太多了，太繁荣了，超过了这个界限，说明农村破产，许多农民面临灾难，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样必然会引发社会大动乱。这是因为当时经济的平衡点被打破了，社会无序化加深。实际上古代社会，城市人口到了20%就意味着社会危机加剧，有了社会动乱的基础。
现在社会与古代不同。一是地球向着一体化、全球化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总是有人说，我们要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实际上就中国人口和土地现实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除非发生农业上的根本革命，无土栽培成为农业的主流，否则不计成本、一味追求粮食的自给自足，必然会对整个的市场体系有所影响，妨碍我们向工商社会的过渡。如果不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的工商业、服务业、信息产业得到大幅度的发展，我们有钱了，哪里买不来粮食？有了钱自然有人积极去种粮食。那种一心一意搞粮食自给自足的想法，或是不脱小农的思想境界，或是还想脱离世界，搞闭门发展，这在现实状态下是很难的，要为它付出极大的代价，为全民考虑这是不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