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两点，乌云密布，气压很低，各组集合，毕业班到礼堂听传达文件。但去得同学很少，只有我们中文系二班一百多人去了（后来知道有反动学生的班才去）。礼堂显得空****的，此时外面雷电大作，风雨交加。中文系总支书记陈某某宣读《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政治思想反动的学生的处理通知》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高教局关于贯彻中央决定的决定。礼堂静得出奇，每个人都是心怀惴惴，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倒霉的事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我更是自知难免。陈某某拖着他那河南腔，宣布清理反动学生运动开始，并说清理思想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清理反动学生是解决敌我矛盾。这是对敌斗争的开始。他还宣读了划分反动学生的六条标准：基本核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就是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对党的反修政策，追求民主自由等。会后大多数人松了一口气，他们解脱了，我粉墨登场了。
中文系1964年应届毕业生三百多人，分四个班，每班划两个反动学生，共八人。这八个属于内定的，不戴帽子，不给行政处分，按毕业生对待。一个公开的，戴上帽子，给予处分，不按毕业生对待，劳动考察期间每月只给生活费28元。其实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只是与同学私下聊天时，曾说到庐山会议和困难时期的经济状况，对于“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很痛心。另外，在学习“九评”（1963年到1964年之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苏共中央给全体苏共党员公开信”的九篇社论）时，我曾提出个问题，同样是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就不能和平过渡，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就能够和平演变？不久有诗记此段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