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感到京剧就有衰落的趋势。其原因大概还在于为政治服务上，在这点上它有点要被评剧（建国前老北京有些看不起评剧，称它为“蹦蹦”或“落子”）取代的趋势。传统上，倡优一体，艺人地位十分低下。解放后，抬高了艺人的地位，对他们说，你们是教育人民的。既然要教育人民就不能老演内容反动、情趣低下的戏，要编演新戏，新戏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当前政治。什么艺术形式最适宜“配合”？就是比较简单、没有定型、发育尚不完善的艺术形式，评剧、还有曲艺（下面再说）最适合。而有一百多年历史，清末民初发展很完美的京剧就不行了。有四五百年历史的昆曲，想都甭想。
解放后，百废待兴，实施的第一道法律却是《婚姻法》（1950年5月），那时我上小学，还到大街上宣传过《婚姻法》（主要是给过路人念）。评剧马上就跟了上来，排了许多宣传婚姻法的新戏，如《小女婿》《刘巧儿》《罗汉钱》等，反霸斗争时就排了《艺海深仇》。这些马上唱红，大街小巷都唱“我十九，他十一”（《小女婿》女主角杨香草的唱词）。而京剧就配合不好，五十年代初京剧也排了一些写阶级斗争的戏如《江汉渔歌》《九件衣》等，都是古代题材的，这与在延安创作《逼上梁山》是一个路数，但北京人不接受，这些“现代戏”始终没有红起来，现今就是京剧界的人士恐怕知道的也不多了。
而评剧配合政治运动的戏则成功率很高，像上面说的《小女婿》《刘巧儿》红得简直就像十年前尹相杰《纤夫的爱》。连蹬三轮的收工回家时也敞胸露怀、十分放松地唱“巧儿我自幼而许配赵家， 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或“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都不懂的……”。那时的评戏除了旦角有好听的唱段外，其他行当则少有华彩唱段，所以这些少不更事的小姑娘的诉说让蹬车的老爷们儿唱也很滑稽，但车夫好像流动广告，他们使得评戏红上加红。金少山当年就是这样红上加红的，在他唱压轴大戏之时，只要他一上场（一般都在夜里十点以后），剧场门大开，随便进。门口等着拉晚座的洋车夫涌入，尽情欣赏如排山倒海式的金老板的高门大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