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近四十万字的初稿，写得很粗糙，李先生看了有两个月。对这个稿子提了许多意见，大到观点材料，小至文字标点。他还建议书中应对朱元璋这个典型的游民进行分析，于是我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朱元璋一章（近五万字），就这位游民奋斗的成功者的经历考察古代游民领导的或以游民为中坚的群众暴力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此书完成后李先生赐序，对我所作的那点工作谬加夸奖，称为“发现另一个中国”，为拙著光宠，受之有愧。这篇序言写得很精彩，首发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后有多家杂志转载。有的朋友慕先生之名，向我索书时，都要提到这篇序。我往往这样回答：李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你们读了李先生的文章再读我的书是会失望的。可是“游民”“游民文化”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却借着李先生的鸿文远播海内外，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与思考。拙著出版至今已有四年，尚时有相识或不相识的学者来电或来信与我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对研究工作者的最大的报偿。拙著能够为社会所关注，是不能不感激先生的。现在我正进行着游民文化问题的第二期研究，一些想法也与先生讨论过，但全书尚未成文，先生遽尔仙去，问道无由，言念及此，痛莫大焉！
李先生对我这个后辈学者平等的态度使我与他接近起来，但如果没有急事和朋友相托我也很少去李先生家和给他打电话，只是常托李伊白向他致意问候。我想老先生年近八旬，自前几年中风痊愈后，不良于行；每天要读书、研究问题、写文章，而且常常有客拜访，我不忍多打扰他。然而老先生也常有读书、写作意兴阑珊的时候，需要找人聊一聊，便常给我打电话，使我成为他闲聊的伴侣。
我也常帮他找寻和翻检一些资料，所以电话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李先生在电话那一端用极洪亮的嗓音说：“王——学——泰——我——问——你……”这仿佛是临济宗义玄禅师的当头棒喝或文革当中的提讯，不了解的人会吓一跳的。然而我恬不以为怪，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了，不要说已经成为了“自由身”的现在，即使当右派、被专政时也没有改掉。有一次沈昌文先生对我说，六十年代“反修”论战时，沈负责编印出版一些“反修”参考资料，找了一些懂外语的右派翻译外国的评论，分俄文英文两大类。李慎之先生属于英文类的。这些人本来都在沈的领导下，要听沈公的调遣的，而他老先生颐指气使，常常凌驾于沈公之上。沈对我说到此时，摇摇头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沈公贵为“经理”，且长我十余岁，尚且如此，何况我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