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文化的熏染，使人们处在蒙昧状态，个性不成熟，好搞极端，窝里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逆当前，缩头缩脑，一副顺民模样；危险消失，张牙舞爪，满腔暴民心态。龙应台先生讲到台湾现状时曾说，民主制度建立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必要。他曾讲，如有来生，他愿意做一个公民教员，把法治意识、公民意识普及于世，造就现代化的的人。在讲到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文明相处时，李先生有段话说得特别好：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我想，对于大国国民来说，从容中道也才是大国风范。
慎之先生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当年参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张自由主义旗帜、热情推动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为此他选择了牺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虽然不必夸张为这是把“肋骨拆下来，当做火把点燃”，但为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确拒绝了许多为世俗所艳羡的东西，甚至连个人的一些爱好也放弃了。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读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娱》，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卫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写得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欢这类著作的。不料，他很严肃地说“我不感兴趣”。当时觉得很没趣。
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还有时间读这类消闲作品吗？”从语气中我感受到他的紧迫感。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说，“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 ，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从这些句子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风烛残年，独抱孤怀的老人对国家民族的钟情。真是像一位“法广”记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题目所写“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鹃哀鸣，苌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给后人留下具体感受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