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杂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它与社会现实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其他文体如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曲艺都可以不管现实生活如何写成“纯娱乐性”（现在充斥荧屏、银屏的大多属于这类）的，而且也能吸引许多人欣赏。唯有杂文不行，没有“纯娱乐性”的杂文，即使有人违反这个定理，写“纯娱乐”的杂文，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杂文是专司社会批评的，杂文家都应该是社会批评家。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文家仿佛是中国古代朝廷里的“言官”，如御史之类。御史的职责是专门说批评话的，对皇帝来说应多是逆耳之言（所以封建社会的言官是个高风险的职业，皇帝大多昏庸，一生气则言者头颅不保）。如果有御史上言说皇帝不爱护身体，太为国操劳，饮食太粗劣等等，这类看似批评实为谀颂的奏章，那是要受到同僚的鄙视和耻笑的，是被视为“妾妇之道”的。说这些让皇帝开心顺气的话是太监、宫妾的职责，大臣和言官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因此御史虽被称为“乌鸦”，但受到人们尊敬。牧惠先生也被人骂过“乌鸦”，骂牧惠先生的不知是出于尊敬、还是厌恶？不过这也说明牧惠是位尽职尽责的社会批评家。
社会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就事论事，也可以从制度层面或文化层面做深入的开掘。牧惠先生更多是从历史角度考察社会问题，这个角度对于有厚重传统的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在考察社会时都注意到历史视角。鲁迅谈到当代的许多怪现象时，就常常俏皮地说这是“古已有之”的。
《盛世网闻》是偏重谈历史的，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全书涉及的时代很长，上自春秋，下及近代，其核心谈的就是专制制度和与其相适应的独断文化所造成的积弊。现在有些人提出对历史传统的全面认同问题（当然话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他们是从否定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入手的）。这些人把儒学与历史传统说得天花乱坠，但他们往往回避产生传统与儒学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极权统治。什么叫专制极权？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老百姓的地位，没有人的地位。在极权制度下，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而且是以天下之大，以奉天子一人。这一点是稍懂得点历史的人们就抹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