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和鲁迅所讲的文化问题，实际上都是皇权专制制度的产物。人们长期生活在极端专制统治下和宗法网络中造成了个性不成熟。既是个体存在，又是社会动物，人是亦“群”亦“己”，“群”“己”之间应该有个恰当的平衡。皇权专制抹杀个体存在，使得人们失去自我；宗法网络对其成员又保护又控制，人们性格萎缩，个性更得不到发展。在这种制度下，一般民众很难发育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到处尽是长不大的童，他们把面子视为尊严，把“窝里斗”视为乐趣，在下位受压愤然，到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许比原来婆婆还恶，“气人有，笑人无”……柏杨讲了一个故事说，某位朋友是支持蒋政府的，有一次到他家来玩，临走时说“你整天骂政府，反政府，日子过得这么好，而我们这些拥护政府的作家，生活却过得这么困难”。这段话活画出这个“朋友”的灵魂：一是忌妒他人的胜过自己；二是认为作家都是政府养的，他“拥护政府”就应该取得最大的利益；三是用心险恶，要借 “政府”之手削平差距。这是正常人所应有的心态？
柏杨说：“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看尽了太多的荒谬和丑陋，但也遇到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和太多美好的友情。”（《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改变世界》）如果说前者促使他思考中国文化黑暗面的话，那么他遇到的“太多的美好”则使他铭感终身，并把它们广为传扬，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得有尊严”。九年监狱生活使柏杨遭受了许多苦难，但也使他感受了人情的美好的一面。柏杨的冤狱发生不久，消息就传到海外，得到许多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关注与援救。在岛内，柏杨还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这些相识的，不相识的汇聚成为一股帮助和援救柏杨的队伍。特别是美籍华人孙观汉，他是位原子物理学家，在新竹清华大学帮助建设原子反应堆，当知道柏杨冤狱后，九年如一日为之奔走。柏杨深情地谈到孙观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