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教地理的，但他非常喜欢古典诗词，在上课时经常引用。大约是1956年春夏之交，我在东西河沿的劝业场大楼买了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天晚上我在老师娱乐的工会俱乐部（只是一间宽大的屋子，其中有克朗棋等）的沙发上津津有味地读着。不料，此时王先生进来了，我赶紧站了起来。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下，并拿过我手中的书。王老师一看书名，很兴奋，马上将李煜的许多名篇背了出来，如“春花秋月何时了”“无言独上西楼”之类。他又惊讶我喜欢诗词，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爱好。每读一首诗都是一次享受。”后来我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道路，原因很多，周围老师同学爱好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约1956年王先生就出了问题，先是不见他讲课了，后来从校园里消失了。“反右”以前，群众对于在政治运动中的落马人物还不太敏感，几乎没有见面不理或躲着走的现象。中学生更是无所谓。最初我们在校园碰见王先生还是打招呼，向他鞠躬（那时在校园中见到老师要鞠躬的），可是后来就有同学传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时我们受解放初反特文艺作品的影响，对“特务”都有个定型的认识，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是谁也不可能相信的。1957年王老师从校园消失以后，大家议论少了一些，但是还有议论。有的同学说，解放前，王老师喜欢读书，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钱雱老师不一样，那时钱老师就是地下党。因此同学们认为这是清算他的不积极参加“学运”。1957年我读了宗璞的《红豆》，小说中有位热衷于学问，对学生运动没有兴趣的男大学生，后来留学去了美国。我想王老师如果去了美国也就没有事了吧？
离开师大附中后脑中还常常萦回王老师的问题。小时住街坊，初中是一班，大学又同校的胡天培在六十年代初因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去了北京红星农场。有一次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还记得王树声么？”“怎么不记得？咱们初一的班主任。”天培说：“我在红星那里管制劳动。好多附中的老师都在那里被监督劳动，像张汝汉、朱正威等。我一见他们就很尴尬。”那时的学生是很尊敬老师的，当这种尊敬与现实政治状况发生冲突后，其心态可以想见。进入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王先生作为模范教师出现在荧屏上，真为他高兴。真是应了“金子早晚总会发光”这句话，不过他被埋没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