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中唯一的一次重视学习，也与“超”有关。195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北京市教育局召开1960届全体同学誓师大会，要求高考成绩超福建，争第一（20世纪50年代高考状元往往是福建、上海轮流，北京老是位居第三）。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届毕业生一律住校。当然住了校，也不能停止政治运动，学习课程依然没保障。只是同学之间，接触多了，班上又有两三位专爱打小报告的，互相扯皮反而增多了。用那时同学的话说给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正面交锋的机会”，于是辩论会、帮助会自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学校为了争取好成绩费了很大劲，可是到了高考录取的时候，考分根本不作数了，完全看政审（家庭、“政治表现”）。审卷的只用四个图章：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图章一盖，完事大吉。1960年，全国高中毕业生20万人，那年扩招（大跃进中新建了许多大学，多是中专戴帽升级），招23万人，许多没考大学的（如高中留校生），社会青年、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考的，都有大学上，可是偏偏有许多优秀毕业生却名落孙山。
顾惟乔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的佼佼者，他以青年人的热情适应着时代的颠簸，仿佛是个时代的弄潮儿，自由而优美地徜徉在波峰波谷之间。
好强的、积极的顾惟乔
“野驴”的绰号，尚不足以传达顾惟乔的壮实、奔放、狂野，在我的心目中似乎世间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干、不能干的。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一米八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发达的三角肌。当时的班主席、现在我的社科院同事闵家胤曾这样描写他“强壮的体格，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油亮油亮的小分头，明朗的面孔发着红润，明亮的双目总射出愉快的光芒，是班上‘五大激动’的第二名”，“他是一点就着的火炮，是喷气式飞机。这是一个典型的急性子，兼有胆汁质和多血质的特点。这是个坚强的青年。曾从游泳池十米高的跳台上跳下。有一次跳高，他发誓要跳过一点四米”，为此练到掌灯时分，终于一跃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