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政治上的选择只能是西方先发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经典模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一选择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将中国引上现代化的坦途，反而导致了比晚清更加混乱的社会、政治秩序，更加黑暗的政治统治，甚者一度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和行为。中国的未来前途究竟应该向何处去，曾一度困扰着中国人。
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只是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必定具有发生的内在依据和原因。辛亥革命之后的帝制复辟思潮以及由此演化而成的洪宪帝制及更为短命的张勋复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怪胎”，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剧”，但平心分析这一思潮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这一思潮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原因，便又不能不承认，这一思潮以及由此思潮演化而来的行为，并不是某些人的异想天开或一厢情愿，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意味”，是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于此既不能证明民主政治、议会不合乎中国国情，更不能由此得出辛亥革命不合乎中国的需要，中国只能向后走，而不能前进的结论。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复辟思潮之所以发生的直接动因，无疑来源于权力危机。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在推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之后，建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54主张由国民选举共和国总统，选举议员，制定宪法，并最终实现国家的一切大事都按照宪法执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洋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然而，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奴隶制度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255绝大多数国民并不具备民主共和的基本素质，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社会下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256在民众尚未根本觉悟的现实条件下实行民主共和，要么使这种制度流于形式，一般国民并没有条件和能力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力；要么居于社会之地位的革命党人也不得不趋从于一般民众的现实思想水平，当“革命破坏满清政府以后，一般人民每訾谓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经验，所以一般议论都希望官僚执政。如袁世凯时代，几乎大家说非袁不可。革命党自称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舆论说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257中华民国除了一块空招牌之外，其余一切照旧。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平等自由并没有得到，中国依旧循着旧有轨道前进。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便到街上去了一通，满眼是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