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临时约法》修正案，不论其要求正确与否，它毕竟是依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而提出的，根据同一约法，国会得“答复临时政府咨询事件”。276换言之，同意与否是国会的权力，而必须答复则是国会的责任。
然而，由于此时国会与政府几乎成为对立的两极，双方已差不多不存在合作的基础。特别是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虽然已有些许分化，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基于前此一连串的失败，不能不对袁世凯有怨言甚至仇恨。因此，不论此时国民党议员如何改组分化，但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都倾向于以一纸宪法来制约袁世凯，故而很难说他们所坚持的那些原则都是出于对国家最高利益的总体考量，难免有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在支配着他们。事情的真相或许如民宪党所认为的那样，对于袁世凯，“如国民党过于牵制，徒使其绝足而驰，逸出常轨；如进步党一意迎合，又易使其骄纵自恣，甚至动摇国本，俱非国家之福”。277
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议员“过于牵制”的不妥协精神与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反而为袁世凯的反击提供了口实。他在向各省军民长官发布的通电中说：“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他在列举了他所认为的种种流弊之后说：“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所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近来各省省议员掣肘行政，医成习惯，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278
袁世凯的理由能否成立，已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但他向全国发表通电以及此后以各地回电为依据，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勒令解散，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等，则显然是“绝足而驰，逸出常轨”的举动。它所造成的“国会危机”不仅无助于解决政府权力的危机问题，反而使已经相当混乱的政治秩序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