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轻率地选择帝制复辟作为解决中国权力危机的手段，一念之差使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他不仅将中国导入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而且实际上扼杀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机会，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一再拒绝民主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口实和“例证”。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检讨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难发现袁世凯的政治选择既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责任也不全在袁氏一人。
依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政党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最终是把重点放在动员选民的战略上，譬如选举时提名候选人和进行选举战。政党的能量只能通过选举而发挥，而绝不允许也不应该借助于公开的暴力和象征性的暴力手段。正如一些国外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选举是说服的机会，是能公开开展利益诱导的场所。它是通过行使物理力来达到目的的场所，也是能广泛开展舆论工作的场所。政党在演说会场和选举事务所动员支持者，夸耀自己影响力之大，并随便许诺和说空话，大量散发宣传小册子。就连在说明会和有势力者聚会的碰头会和讲演会的会场上，政党暗示露骨的利益诱导都是理所当然的。”284显而易见，政党政治得以进行的关键性条件，是各个政党都必须在一种有序的竞赛规则中竞争，都必须遵循一些最起码的竞赛规则，而不允许超越这些规则进行公开的暴力活动或象征性的暴力手段。
以此反观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内各个政党，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政党除了挂着一块政党的政治招牌外，他们并不明了政党政治的一些基本规则，许多政党的党魁个人素质和政治品质之差，令人吃惊。当时目睹中国政党政治实际状况的日本政治观察家宗方小太郎在1912年7月就预言：“共和国成立后政党林立。通观全国新政党之数不下一百余种，然而彼等并非为革命开发民智，增进政治思想，而系完全倚仗权势、利害及地理关系。各党党纲几乎完全相同，处于混乱庞杂状态之中。且各党既无优秀党魁，党员又无何等训练，故政治节操缺乏，以致酿成政界混乱。该国之形势早已不堪多数政党对峙，终于产生政党合并之现象。然而研究成立此种政党之各种要因，即知纯为弥缝一时而已，终至成为互相猜疑排挤，争权夺利。新政府成立至今不到三月，已开始瓦解，举国将成为党争之巷。如此腐败之国民，欲收政党政治之实绩，终属不可能之事。由此观之，中国政党结社之勃兴适足以阻碍其国政之发展，而启官民交争之端，其结果徒成为扰乱天下之工具而已。”285真是不幸而言中，后来的事实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