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了不起的疯子带我去见另一个疯子。我在丹麦的国际厨师研讨会MAD（丹麦语，意为“食物”）上遇到了渔夫罗迪·斯隆。我们当时坐在一个巨大的红白条纹马戏团帐篷里，经过反复排练、得到广泛认可的演讲者在给我们做讲座，然后这个邋里邋遢的苏格兰人走上了舞台。他把带有咸味的冰块递给我们，并让我们把冰块放在嘴边，能放多久就放多久。然后，他告诉了我们他是如何在隆冬潜入北极水域采集贝类的。我们一边感受着嘴唇肿胀、麻木的滋味，一边听他轻声说着危机重重的工作。他常常语带戏谑，你不可能不被他的故事吸引，就像他手中的蛤蜊一样。
休息时，我找到了他。他抽烟抽得很凶，身子还在紧张地发抖。他告诉我，他是在我非常熟悉的苏格兰长大的。我们在同一个海滩游过泳，在同一片森林散过步，还在欧洲蕨丛里搭过类似的帐篷。我们发现我们为多家相同的餐厅供过货，只不过我来自伦敦，而他来自世界的尽头。
“来挪威看看吧。”他说。
我想学习如何将茶与贝类搭配，这似乎是个很好的借口。
“如果你想做好搭配，女人，就趁贝类刚下船还新鲜的时候做。”
十二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便乘飞机去了奥斯陆，接着往北飞往博德，然后搭飞机上一位乘客的顺风车去了轮渡码头。我乘坐快艇向北行驶了三个小时，进入了北极圈，来到一个叫诺德斯科特的小村庄。嗯，我本应该去诺德斯科特的，但我在前一站下了船。我站在结冰的码头上跺着脚，独自一人在黑暗中等待。我满脑子疑惑，完全不知道自己下错了站。过了好一会儿，一位老人牵着狗走了过来。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等罗迪。
“罗迪？他住在隔壁镇上。你最好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