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简介（1948）
20多年前，我首次邀请梅兰妮·克莱因开设一门讲座课程，接着她定居伦敦，我知道我正在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注入极宝贵的新鲜血液。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简单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儿（Friedrich Hebbel, 1813—1863）的话，“他给世界带来平和”，可以用在弗洛伊德身上，也可以用在克莱因女士身上。】直到当时和之后不久，我们的学会都是和谐合作的典范。有一段时间，克莱因女士吸引了很多忠实的听众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愿意相信，借着我的一点帮助——我施加的影响明显对她有利，她也许很快就能赢得拥护者和忠实的追随者。然而，不久就开始有指责的声音，认为她言辞激烈的观点 “走得太远”了。而我却认为她只是走得太快了。倒不是说起初在她这些观点和工作方法中很容易找到激进的新事物，而是她对问题的探究异常严谨且一贯不顾后果。这最初令学会中一些成员不安，后来逐渐发展成强烈的反对。而其他拥护她工作的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狂热，难以接受这些反对意见。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他们之间吵闹争执，而学会里那些更冷静的成员原本对科学进行更安静的探索，很容易受到吵闹的干扰。
英国学会的分裂将在其他所有精神分析学会中重演。现在我毫不怀疑这一点。而因为没有同事直接接触过克莱因女士的工作，她一定预料到大多数人会提出反对的批评。在英国的这场风暴，因为维也纳同事的到来而愈演愈烈，这些同事基本上不可能在他们的家乡生活了。他们加入了反方批评阵营，认为克莱因女士的结论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有分歧，而且互不相容。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极其夸张。并不是说它在任何事件中都应该是决定性的考量因素，如果经验证明她的结论更接近真相呢？我对弗洛伊德天赋的钦佩之情不比任何人少，但有几次我都毫不犹豫地提出理由，认为他的某些推论并不完美。然而，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许多分析师，例如阿德勒（Adler）、荣格（Jung）、史塔克（Stekel）和兰克（Rank），都是受到主观动机的影响——一种内在阻抗的合理化，而不是由于更深刻的洞察。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将克莱因女士归入此类分析家，似乎还算合乎情理，当然也更容易。然而，如果精神分析还要继续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显而易见，既然弗洛伊德势如破竹的推动力已不复存在，对他的突破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