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砂量高的紫砂壶，烧结温度高，故无土腥气味，但其缺点是烧成率低，因此愈加贵重。
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程用宾的《茶录》，几乎全盘继承了张源《茶录》的主要思想与观点。所不同的是，程用宾在《茶录》的壶泡法，使用的是紫砂壶。他在《茶录·末集》一章明确写道：泡茶用壶，“宜瓷为之，茶交于此。今仪兴史氏多雅制。”宜兴瓷壶，即是宜兴紫砂壶的别称。
万历二十五年（1597）左右，许次纾继往开来，细化、发展了张源的壶泡法。许次纾所处的年代，供春壶、大彬壶等业已问世。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记载：“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可见，此时的名手壶，已非常人可以涉足。那时人们常用的泡茶壶，主要为锡壶、磁壶等。据许次纾《茶疏》的记载：“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造作，颇极精工，顾烧时必须为力极足，方可出窑。然火候少过，壶又多碎坏者，以是益加贵重。火力不到者，如以生砂注水，土气满鼻，不中用也。较之锡器，尚减三分。砂性微渗，又不用油，香不窜发，易冷易馊，仅堪供玩耳。其余细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质恶制劣，尤有土气，绝能败味，勿用勿用。”许次纾所讲的粗砂壶，是指含砂量较高的紫砂壶。含砂量高的紫砂壶，烧结温度高，故无土腥气味，但其缺点是烧成率低，因此愈加贵重。我们今天市场上的很多紫砂壶，土气满鼻的主要原因，与明代一样，也多为质料驳杂、火力不到、烧结温度低等，如此烧出的紫砂壶，正像许次纾所说：绝能败味，不中用也，较之锡壶，尚减三分。
清代瞿子冶紫砂壶
万历三十一年（1603），罗廪在《茶解》中倡导，壶的大小要与烧水的注子相称，其材质“或锡或瓦”。瓦壶，即是紫砂材质的泡茶壶。对于茶瓯的选择，罗廪首次提出了“以小为佳，不必求古，只宣、成、靖窑足矣。”自明代中叶伊始，士人阶层崇古之风渐盛，曾被世人捧为珍品的宋代的官、哥、汝、定茶瓯，因容量过大或釉色不宜表达茶汤，而被罗廪等文人摒弃，这在当时，的确是非常客观、理性的认知。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茶器归属于实用器，当以健康、端庄、好用为贵。另外，在对待洗茶这个问题上，罗廪比明代其他茶家的审美与格局要高明、宏大许多，也更清醒。罗廪对此强调说：岕茶为什么要洗？是因为“其气厚，不洗，则味色过浓，香亦不发耳。”淡极始知花更艳。若茶汤味色过浓，浓则失真，则茶之真味、真香，易被焦躁火气、青气等驳杂气息所干扰或遮蔽，故好茶的韵致，要从淡中寻。这一点，类似于宋代建茶制作过程中的榨茶工艺，需要大榨出其膏。因建茶味远而力厚，膏之不尽，则色味重浊矣。越是高等级的佳茗，越需要饮者审美与鉴赏能力的同步提高。不同人对同一款茶的不同评判，从根本上讲，还是审美高下的差别。宋人冲淡简洁、致清导和的审美，与罗廪事茶的思想不谋而合，故其手烹香茗的此种幽趣，难与俗人言，只能为知者道也。对于其他名茶，罗廪则坚定地说：“自余名茶，俱不必洗。”今天，我们知道，对于头春的名优绿茶，无原则的刻意洗茶，皆是对茶的践踏与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