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发展，世俗流行的诸多时尚新潮，青楼女子仍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从明末清初的《随见录》，至清末民初的《可言》所载，工夫茶一直是作为武夷岩茶的代名词存在着的。民国以后，武夷岩茶已不再被称为工夫茶，取而代之的则是特指出口的精制传统红茶，如政和工夫、祁门工夫、宁红工夫等。到了清代嘉庆六年（1801），梦厂居士俞蛟，在《梦厂杂著·潮嘉风月》中，首次提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从此之后，工夫茶之名，始与泡饮之法建立了或疏或密的联系。俞蛟书中所记的工夫茶泡法，是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五年（1793—1800）期间，他以监生身份，赴嘉应州任兴宁县典史时，在程江六篷船上的见闻。
俞蛟，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清源，号梦厂居士，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梦厂杂著》是他唯一的传世著作，嘉庆六年，成书于广东齐昌官舍凝香室。《梦厂杂著》全书共分七卷，第七卷《潮嘉风月》，记录了潮州、嘉应州一带20余名船妓的遭遇。其中就有“态度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故当时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为吟坛主”。据俞蛟记述：在六篷船上，名人书画，红闺雅器，无不精备。“闲倚蓬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风味。对榻设局，脚床二，非诗人雅志不延坐。”当时的六篷船，究竟有多么豪华呢？据清代长沙人周寿昌说：“水国游船，以粤东为最华褥，苏、杭不及也。”明清的苏杭，可谓是“人间都会最繁华”。既然苏杭的花船所不及，则证明了六篷船上的吃穿用度，无不奢华异常。其经济后盾与消费基础，无可争议是来自于韩江商路的熙攘与繁荣。而极其雅致又带有书香气息的六篷船上的妓女，据记载，大多扮相时尚，工诗善唱，熟谙工夫茶饮，喜交品味高的文人士大夫。乾隆年间，状元吴鸿任广东学政时，在赴潮嘉（即潮州与嘉应州）典试途中，就曾在六篷船上结交了俞蛟笔下的濮小姑，并题扇赠诗云：“轻衫薄鬓雅相宜，檀板互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后，月明初见郑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