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问世之后，在唐代以降的诗文里，才有了对茶之色、香、味、形、韵等更多的关注和描述。
开元（713—741），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前后历时29年。唐代天宝年间进士，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写道：“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禅师是禅宗北宗一派神秀的弟子，北宗修禅讲究渐悟，需要“时时勤拂拭”。禅修打坐时，为了“务于不寐”，就会允许僧人饮茶提神。尔后，随着北宗禅法，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各阶层的传播，饮茶习俗从此转相仿效，推动了饮茶在北方的快速普及。如《封氏闻见记》所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文中的“邹”，是今山东邹城、济宁一带；“齐”是今山东济南、淄博一带，唐代时，济南又称齐州；“沧”是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为今山东无棣、惠民一带；京邑，则是指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一带。
唐代陆羽的《茶论》，大约是在安史之乱前后完稿，之后，便在民间以四幅或六幅挂图的方式争相传抄、参阅。陆羽在《茶经·十之图》中记述道：“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
在陆羽的《茶论》（后世谓之《茶经》）不断传抄过程中，茶道大家常伯熊，大概是在《茶论》的争相悬挂、阅示阶段，对之进行广泛润色与修改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其间，还应该存在着多人、多环节的辗转传抄、刊印等错误，才会造成今天《茶经》的版本复杂、文字讹误衍脱，甚至部分章句文理不通，乃至不知所云等问题。晚唐，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云：“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之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皮日休是湖北天门人，与陆羽是同乡。皮日休所见所记，应该是真实的历史，温从云与段磶之都曾在陆羽的《茶论》传抄过程中，补充、增订过茶事数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