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银行法》颁布后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暂时措施，并不是对当前（货币与银行）形势永久的解决方法，它只是一座过渡的桥梁。当时还形成了另一个共识：联邦政府应该对货币政策有所作为，不能任由商业银行体系按照“顺周期”的逻辑决定货币供给。
在当时的众多学者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执教于哈佛大学。就1929年大危机与货币政策关系，柯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大萧条不是股市投机和银行信贷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危机后过分收紧，致使货币数量收缩，这才是经济陷入萧条的真正原因。
1929年危机爆发后，除纽联储曾经做过公开市场业务外，整个美联储都把精力集中在调整再贴现率上。与投资面对的风险相比，再贴现率下降带来的收益可以忽略不计，正如证券市场火爆之时投机者可以对再贴现率提高的成本忽略不计。
后来，美联储在危机之中多次提高再贴现率，1931年10月9日纽联储将再贴现率从1.5%提高到2.5%，16日又提高到3.5%，其他联储马上跟进。这些政策未必能挡住原本已经不存在的证券市场投机，却一定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对贷款利率敏感。
美联储对此根本没有清醒的认识，仍旧在实际上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货币市场始终处于利率居高不下的状态，接踵而至的便是经济的持续下滑。
针对1929年之后的情况，柯里提出，最好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强化中央银行权力，其中的重点包括废除再贴现；统一美联储对各大区联储管理权、统一全国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运行施加干涉，原则是：经济扩张和对信贷需求增加时货币供给量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在经济下滑和贷款需求降低时期信贷供给量则收缩。其结果是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