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当向各位老同事、老同学作学术讲演。今天早晨八点钟出席司法节纪念会，要我说话，我便提出严重的抗议，我说：“自从回到祖国来，差不多两个月了，天天被剥夺不说话的自由，希望保障我不说话的自由，也是自由了。”刚才朱骝先院长讲到大陆上今天有许多朋友、同事、同学感到精神上的苦痛。我那天在北大同人茶会上说：我们看到大陆上许多北大的同仁要写坦白书，老朋友钱端升自白书有这样一段话：“除了宣告胡适之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要进一步清算蔡元培的思想。”蔡先生的思想，是怎样的呢？一个是思想自由，一个是学术平等。这种思想，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料今天大陆上列在清算之列。
今天我很高兴得蔡先生八十四岁诞辰纪念会。朱先生要我作一个学术讲演。在匆忙中，不容易想到一个题目。多少年来钻牛角尖，作《水经注》考证：但这个问题，在民国38年蔡先生的纪念会上曾经讲过——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的小史——不能再讲了。临时想了一个题目——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客中没有带书；年纪大了一点，记忆力又差，说得不对的地方，还希望诸位先生改正。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也是二十多年前常常想到的一个题目。禅宗史，从前认为没有问题；等到民国25年以前，我写《中国思想史》，写到禅宗的历史时，才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有许多材料，可以说是不可靠，寻找可靠的材料很困难。前次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曾提到在民国26年前到处去找禅宗史料一段故事。民国25年以来，禅宗史料慢慢出来了。大部分出自敦煌，一小部分出于日本，因为日本在唐朝就派学生，尤其是佛教的学生，到中国来求学。由唐到五代，到宋，到元、明，每代都派有学生来。当时交通不方便，由中国拿回去的书籍，称为舶来书，非常宝贵，保存得格外好。我搜求禅宗史料，在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图书馆看到敦煌出来的材料，许多是8世纪同9世纪的东西，里面有神会和尚语录一卷。我把这材料印出来以后，日本学者乃注意这个问题，搜求材料，也发现一种神会的语录，还有很重要的楞伽宗的材料。我曾经发表几篇长文章，在《中央研究院季刊》中发表的是《楞伽宗考》。这个宗派是从梁（南北朝）到唐朝中叶很大的一个宗派，是禅宗的老祖宗。在南方，禅宗最早的一个，是广州一个不识字的和尚慧能，大家称为六祖。《六祖语录》（《坛经》）从敦煌石室出来的，可算是最古的本子，唐朝年间写的。我看到这个本子不久，收到日本学者印的48尺长的卷子本。这个卷子本是日本翻印中国本子的。现在中国的那个原本没有了；日本翻印本也只有一本在和尚庙中保存着。这两个本子都是古本；拿来与现在通行的《坛经》比较，大有出入。现在通行的《坛经》是根据一个明朝的版，有22000字，最古本的《坛经》只有11000字，相差一倍。这多出来的一半，是一千年当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里面的。日本发现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14000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3000字。我发现这些新的材料，对于禅宗就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仔细研究敦煌出来的11000字的《坛经》，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6000字，其余都是在唐朝稍后的时候加进去的。再考这6000字，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