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代】
《灶》写于1979年我大一，参加第一届“台大文学奖”获散文第二名（1980年，首奖从缺）。这篇文章是我创作生涯的起跑点，犹然记得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澎湃情绪中一气呵成写出，我视作是缪斯之神正式要我归队。后收入《月娘照眠床》书中。几年前，有出版社选入高中课本，嘱我对鲜少进厨房连“煤气炉”都少用的高中生谈一谈写作背景。我深知编者选此文的用意，自家常器物切入，引导学生认识农业社会主中馈之女性角色进而探勘庶民生活史，以祈感悟传承之意。我因此写作此文，娓娓道来，颇有自问自答之感。于今重读重修，情感上再次抚触记忆中那一口灶，仍是热的。
亲爱的同学：
用过灶的人，大多已凋零，写灶的人，如今也灰发如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宜兰县冬山河沿岸乡村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放眼所见景致大约跟日军登陆那年与“国民政府”来台时相同，差别只是农舍自茅屋蜕变为砖屋，屋内照明从油灯、蜡烛换成五烛光灯泡。不过，我阿嬷对那几颗灯泡十分宝爱，白天不开晚上因早睡缘故也不常使用。因此，在那原本就进步缓慢近于龟速的偏远乡间，加上长辈的铁腕管理，使我有机会在一种封闭式、脱离时代滚轮的旧社会氛围里成长。我甚至相信，我所经历的吃地瓜签稀饭、河里摸蚬抓螃蟹、插秧除草割稻晒谷等农家经验，跟生于“大正二年”（1913年）的阿嬷与生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的阿母并无不同。
高中北上读书，都市生活与我的乡村习性几乎水火不容，这种宛如时空错置的经验是我这一辈人的共同记忆——我们赶上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岛内大移动”兴盛期，又恰好在情感丰沛的少年时期离乡背井，踏入台湾经济正要起飞的指标城市台北，骨子里的田园旧习性与眼睛所见的城市新风貌形成严重拉扯。我们是脚底仍有泥味的四蹄动物却被逼着要变身为两翼猛禽，有人成功有人挫败。不管如何，我这辈人对“乡愁”有深刻感受，这种愁绪无关乎地理方位、空间距离，而是一种失落：离家前，我们以少年之眼拓印下来存入脑海的田园农舍，却在青壮年返家时的眼中消失了，只剩下那份拓印图，一张土地所有权状或是一个挂在嘴边的住址。对我而言，内在的城乡对抗从未停止，虽长期蜷伏于城市却是变身失败的案例，单翼双蹄怪物，田园骨骼敷上城市血肉，喜欢住在靠山近河有林荫的地方，厌恶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