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个谜，像河里一把悠游的水草竟夹藏一条白花花闪电，碰到会触电，提醒我平凡人生里总有意想不到的遭遇，而每一桩看似无关紧要的遭遇，可能藏有奇特的赠礼。
不妨从头说起，由此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乡下为婴儿命名之荒唐史，并佐证人的记忆会扭曲变形、自行修改成新的情节，所谓“真相”像空谷幽兰，可遇不可求。我的名字有个“媜”字，完全违背那年代给女娃命名为“英、华、珍、云、凤……”的“菜市场法则”。我出道甚早，或有好奇者以为我少年得志兼有不常见之名，必是诗香门第、祖荫护身，才会帮孩子取个高深名字，开条终南快捷方式。
这个字怎么来的？什么意思？怎么念？我到高中以后才一一解惑；它像个密码，被拣选的人身上必然带有胎记，即使刻意要忽略它，终究翻转成核心标志，无法更动这记号及其隐含的奥义。
我的名字是两个姑妈取的。把时间拨回1961年，那时的台北街道百废待兴，从操着日语翻页变成强力推行国语也不过十二年，孤舟飘摇的台湾，离挣脱贫困还有一大段路要走。那年，有个响亮口号：“经济发展要资本，资本形成靠储蓄。”为了建设想办法吸收民间游资，当局号召全民响应“三一储蓄运动”——一人一天存一元，储汇局因此推出“邮政一元储金”。我直接推测乡下鲜有人能共襄盛举，尤其每年必淹水的我村、淹得较深的我家，一天也榨不出一块闲钱。
那时，大姑妈与小姑妈两姐妹离乡打拼，在台北将军牌家电公司当作业员。如果愿意闭眼聆听，必然听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中响着离乡女孩含泪的歌声。自中南部、东北部、东部乡下的女孩大军涌至台北寻觅工作机会，这群生于日据末期或战后初期首批婴儿潮女孩，大多未受教育或仅有小学能力，被要求一天也不能耽搁地去赚钱养家，她们必须在婚嫁成为“外姓人”之前回报原生家庭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