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曲折的，正如命运似一名脊椎侧弯患者必须不断复健一样，我们耗尽心力为了使人生平坦，结果却有可能更弯曲。
一切必须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起。
八十年代开始那一年，我以《灶》获得第一届台大文学奖散文组第二名。暑假过后，从哲学系转入中文系。那一年是我生命中少数几个灿烂的年份，我仍记得自己像修道院的僧侣过着清朴的生活，却在精神上宛如刚登基的皇帝要好好整顿江山：知识给我健壮的内在体魄，文学给我翅牓，家教与寒暑假打工让我终于可以做到经济独立（开口向人要钱是我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即使是向自己的父母也让我难为情），美好的恋情也开始了。我壮起胆子做梦，梦着别人不敢梦的梦，我记得自己旁若无人地伸展双臂走在椰林大道上，好似可以吞下整个天空。
这所大学给我的最宝贵礼物是对生命兴起一股壮志豪情与锻炼筑梦能力。教育是一门让人发光的事业，使每个人自行开发潜能，琢磨成礼物，回献给社会。就这一层而言，当年台大的艺文风气确实令人怀念。我有幸遇到开明的师长，中文系叶庆炳主任、柯庆明老师及当年担任助教的李隆献老师，他们不因一张不漂亮的成绩单而拒绝一个申请转系的女生，愿意把眼光放在那一叠文稿上，看出这个学生正在做梦而给她一个机会。
让我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前期媒体与校园文学的关系。如我们所知，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名列几大报的报纸副刊几乎不对外开放，肥沃的副刊疆土乃成名作家的御花园，连蚊子都是园内品种，一般市井小民很难攻入。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后期大屯山城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秘密地玩着一种游戏：向《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每写好一篇，附上一信及回邮信封，投向那茫茫无边的大海，半个月后，那只回邮信封像穿梭于敌我两边天空、传递军情的鸽子，装着稿子回来了，里面没半句话交代——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对桌上积稿如山、不时还要安抚作家来电询问何日刊登的副刊老编来说，这种投稿十之八九是直接退掉的，光靠存稿，登一年都登不完。然而，社会毕竟要往前走，杂草丛生里说不定藏有机会。八十年代来了，它绝对是台湾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活力的阶段，《明道文艺》与《中央日报》合办的第一届台湾“学生文学奖”是一块呼唤独角兽聚集的发光石，它让埋伏于校园内的种子兴奋地发芽。1981年，我以《有情石》获得第一届台湾“学生文学奖”大专散文第一名，记得是余光中老师颁奖给我，当时内心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