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文史参考》的主编约我写一篇稿，写给一个已不在世的人，就选你吧，老布——我在第一时间就确定了，给布尔加科夫，写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
信，通常都写给亲近的人。布尔加科夫就是，这个被我称作老布的人让我感觉亲切。原因可以列举出一堆，比如他曾经是医生，后来弃医从文，当了记者、作家。而这些轨迹也正是我的轨迹，就像一个蹦跳着前行的孩子，正在把自己幼稚的足，沿途踏进长者宽大深邃的脚印里。
然而直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奇。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位作家是如何把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承受并忍受下来的，譬如绝了生计，譬如发表权的被褫夺。在布尔加科夫转行写作后的第七个年头，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不能面世，一个反革命的帽子被扣在头上之后，按理说作家就完蛋了，我想不出世间还有哪种苦难比这个更能击垮一个作家。
假如有的话，恐怕就是生活。连糊口都不得的布尔加科夫，再次提起了那支给他带来无尽灾难的笔，写了封信，收信人是斯大林。信中说，“求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职务，助理导演如果不行的话，配角演员也行，配角演员不行，那么剧务工人也行，如果都不行，那就请苏维埃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封信不可思议地感动了收信人，布尔加科夫得到了一份助理导演的工作。这份收入微薄的工作最终保证他写完了自己想写的东西。在另一封同样是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老布展示了他的“狼性”——“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艺旷野上唯一一匹文学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一种不可驯服的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