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十六岁的、勉强算得上老人的人，做了一次不大的手术，不久即死于并发症。与他相识的活人去了死者的家，看到一张桌子，一个陈旧的打字机，墙上挂着三个女儿的照片，她们分别活在死者前妻的家里。地板上横陈着殁于死者鞋底的蟑螂，水池里，浸泡着未洗的碟子。
房间里的一切都弥散出一股“撸瑟儿”（loser）的味道，如同卡佛笔下的马辔头——
“那种套在你齿缝间坚硬而冰凉的东西，系有缰绳，有人将缰绳或左或右地一拉，你就得跟着转过头去。”
窘迫的生计问题一直就是这么对待耶茨的。在我根据文字描述的想象中，美国人耶茨的死与中国人王小波的死几乎完全相同——两人遗屋的陈设，一样的简陋无匹。耶茨的打字机里有未完成的书稿，王小波的586电脑里，《黑铁时代》尚未完结。两位故去的作家惊人的相似令人心悸。这一中一洋还有一点相同之处，都是在死后其作品才得到认可。比起来王二还是幸运的，耶茨被人遗忘了十几年，直到他的长篇《革命之路》拍成了电影，人们才想起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作家。
作为耶茨作品的受益者，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表示感谢时一定是心情复杂的。不惟中国，世界上很多作家的作品为人所知，偏偏是托了电影与明星的福。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耶茨是最令我产生亲近感的作家。同为“撸瑟儿”大概是第一原因，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是咳嗽，是的，我也咳嗽。二战的经历送给耶茨的“礼物”之一就是肺结核，从此他没有停止过咳嗽，最后死于肺气肿，其中当然有吸烟的“功劳”。我们同有此好，甚至亡于肺气肿说不定也是我的归宿之一。
一个时常咳嗽的人多半是不快乐的，即使生活中存在喜悦，也会被突如其来的剧咳震碎、震跑。理查德·耶茨大概就是这样。菲茨杰拉德是耶茨的文学偶像，前者在作家中是著名的名利双收者。然而耶茨并没有复制偶像的成功，虽然他的《革命之路》被收入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成功的却是《革命之路》的“对手”，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相较后者的“莫比乌斯环式”时尚写法，耶茨的写作方式在他人看来太过陈旧，“喜新厌旧”一贯是文学评论界的固有脾性，跟大街上随便哪个好色之徒并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