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知道,眼下在天津卫,至少有四派人马在明里暗里活动。日、蒋、汪、共。刘海涛告诉伙计,他哪派都不是。他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是一个周掌柜曾经救助过的人。伙计疑惑地看着刘海涛,连连摇头。由此,刘海涛品出来了,父亲并没有对伙计告知自己的实际身份。
转天上午,响晴薄日,西北风虽然还在刮,却仿佛温暖了不少。伙计连同孙玉达,带着仁义棉纺厂的会计,一同出市,通过了封锁线。他们前脚走,后脚这边棉纺厂就着了一把火,把仓库里的所有棉花全烧了。烧得一干二净。日本人又开着卡车来追究责任,但打伤了好几十人,什么都没问出来。因为日本人并没有付钱,这批棉花并不是日本人的。所以,日本人也无计可施。
而孙玉达却一直没有回来,后来得知,他参加了八路军,奔了延安。
这时,裴玉光那边运作父亲的事有了进展,经讨价还价,警察局改要一百块大洋。不得已,刘海涛又找孔德贞借了钱,打了借条。警察局扣留父亲只为钓钱,没像日本人那样把人往死里打,所以,父亲身上只有旧伤,新伤并不严重。刘海涛把父亲接回商铺以后,服侍父亲在库房躺好,对父亲说了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制止棉纺厂与日军的直接对抗,还将孙玉达送出市区的事。父亲听完以后沉吟了半天不说话,只是唉声叹气,刘海涛摸不准他是赞赏还是挑剔。干了半天却得不到肯定,他十分郁闷。
没过几天,伙计就回来了。但孙玉达没回来。市公署的证明是需要有招有对的,你前面手持证明走了要登记,回来仍然要手持证明登记,并由市公署秘书处将证明销毁。就像部队的请销假制度。这样,孙玉达没有回来这件事就反馈到市公署秘书处的吴友善这个科。于是,吴友善不干了。他接到反馈以后就到杂志社来找刘海涛,在会客室对着刘海涛的鼻子破口大骂:“妈那X,你干的什么鸟事,你前脚让我开了证明,后脚孙玉达就逃了,逃就逃吧,还放把火把仓库的棉花全烧了。让我的科长把我好一顿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