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树结着奇异的果实，”比莉·哈乐戴的歌声自丹萨特唱机传来，“叶血红，根亦血红……”
咔吱，咔吱，咔吱，咔吱。
唱片播完了。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佩格一句话也没说。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弗兰克最后终于开口，“但我的人生都被你毁了。”
“她不能生下那孩子。她要怎么养小孩？她只有十七岁啊。”
“我们打算结婚啊。”
“别说傻话了，她还穿短袜呢。”
他分不清她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是你说服她的吗？”
“我只是跟她说了其中的难处。”
“婚姻的难处？”
“养小孩的难处。”
“老天，佩格。”
黛博拉去了家专科诊所。弗兰克不知道她要去，只在事后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孩子没了。她的声音含混不清。“我不想再见——见到你了。”
他骑脚踏车去了她家，敲门大喊：“黛博拉！小黛！”一直吼到她母亲出来应门为止。“回去！你快给我回去！你和你那无耻的母亲害我们还害得不够吗？”弗兰克还写了信，但全被退了回来。他只觉自己好像被抛弃般，感到无限凄凉。
从那之后，他听了许多有关抗争的歌：鲍勃·迪伦、琼·贝兹、伍迪·盖瑟瑞、柯蒂斯·梅菲尔德。如果歌曲中没有政治信息要传达，他就毫无兴趣。他考试不及格，还说要入伍从军，不过只是为了激怒佩格。最后，他在酒吧找了份工作，并搬进顶层的房间一个人住。
那年夏天，弗兰克开始和房东的妻子发生关系。她的**好像枕头一般，靠在上头能让他暂时忘了黛博拉和那无缘的孩子。因为这段不伦恋，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房东还信誓旦旦地威胁说，只要再敢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就把他扔去喂猪。
那年，他十九岁，又回到那栋海边白屋，听唱片，听佩格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