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表达自我的欲望与日俱增。我所使用的有限手势已经越来越不够用，每当无法清楚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总会情绪大爆发。我感到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禁锢我，我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我挣扎——并不是因为挣扎有什么用，而是因为体内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最后我总是会痛哭流涕、精疲力尽。如果母亲刚好在旁边，我便会钻进她的怀抱，因为太过痛苦，我甚至记不起发怒的原因。但片刻之后，我对交流的渴求又变得那样强烈，这样的情绪爆发每天都会发生，有时甚至每小时我就要闹一场。
我的父母非常伤心，但根本不知所措。当时我们住在很偏远的地方，周围没有任何盲聋学校，而且应该也不会有任何人想要来塔斯坎比亚这样的小镇教一个又聋又盲的小孩。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甚至会怀疑，我是否能够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在那本书里读到劳拉·布里奇曼的故事，隐约记得她也是个聋盲少女，但接受了教育。不过母亲也记得，探索聋盲者教育方法的豪威博士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让她感到绝望而痛苦。豪威博士的教育方法可能也随他一同死去了吧，就算不曾死去，一个身处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女孩，又如何能从中受益呢？
在我大约六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杰出的眼科医生，他有过许多成功治愈看似毫无希望的盲人的先例。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趟非常愉快的旅行。我在火车上交了许多朋友。有位女士给了我一盒子的贝壳。父亲帮我给贝壳穿了孔，这样我就能将它们串起来，我开心地玩了很久也不觉厌倦。列车长也很善良，他在车上来回检票打孔时，我经常抓着他的衣角跟在他后面。他还把打孔器给我玩，我蜷缩在座椅的角落里，拿它在一片片硬纸片上打孔，玩得非常开心。